近日，一则“600多所本科高校将转向职业教育”的消息引来各方高度关注，即国家教育部改革方向已经明确，其中，1200所普通高等院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高校总数的50%。今后，我国将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突破口，对教育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而这一调整集中在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
另据公开报道显示，本次高校改革调整的重点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有望率先转作职业教育。目前，教育部已经成立了联盟，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但改革的更多细节目前还不方便透露。
对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专家认为，明确将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今后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可谓是对早前我国高校办学一味追求高大全、假大空理念的深刻反思，且释放了让高等教育回归理性的积极信号；在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社会各类需求脱节矛盾越发强烈之际，以职业教育为教育改革“牛鼻子”，更是国家做出的一次战略抉择，即要让高等教育更加贴近实际，从而带来“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
为持续不断的大学升格热泼冷水
“毋庸置疑的是，重新重视起职业教育是对过去高校办学理念的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吴遵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都倾向于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教育届也出现了一波浪潮：专科院校开始力求成为本科院校，学院要变成大学，综合大学就力争向211、985等“一流”挺进。
在吴遵民看来，这实际上是教育学界的一种高烧，升格的热潮也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应该承认，以前的大学和未来的职业需求是紧密关联的，但持续不断的大学升格热，导致高校一味地追求高大全、假大空，导致千校一面和生源的大规模扩张。”吴遵民认为，问题是，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已经逐渐无法适应现在的就业市场需求。
“明确将600多所高校转向职业教育既是对大学重新进行定位，也是为持续不断的大学升格热泼了一盆冷水。”吴遵民说，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急需回归理性，重视职业教育无疑是对高校办学冒进、虚火的病症开出了处方。
对此，本报观察家、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也对本报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高校规模和招生规模持续冲高的同时，我国人力资源培养也在受到严重的传统观念禁锢，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其中，将动手能力等体力劳动者视为低人一等，并在社会地位和福利水平上形成差别，正是扭曲的社会观念，“这对社会进步和物质资料生产显然形成了阻碍。”
“借助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让高校办学理念重回理性之际，国家不妨通过政策引导、资金鼓励等一切可为手段，促进高校转型尽早实现。”彭刚认为，让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实现对接，也将让社会进步和物质资料生产面临的问题迎刃而解。
将发展职业教育视为战略举措
对于教育部明确推进600多所本科高校转向职业教育，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类型方向转型是正确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应在目前以大专层次为主的基础上，适当发展本科层次乃至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可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人才，完善我国目前的人才体系结构。
据周洪宇介绍，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战略措施。“而我国的职业教育还面临着资金短缺、城乡投入差距较大、意识不到位等问题。”周洪宇说，当前，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证明，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逐步高移化，并要培养出高层次应用型技术精英。
对此，彭刚也认为，在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社会各类需求脱节矛盾越发强烈之际，尤其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之际，尽早还职业教育应有地位，是国家应该做出的战略抉择。
“所谓抉择，就是要在高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找寻到一个平衡点，将二者置于公平、统一的平台之上，以期共同发挥为经济社会进步发展输送人才的作用。”彭刚说。
周洪宇也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承担了整个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只是在内容和实现方式上有着显著不同，但在实现过程和作用上又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职业教育作为独立体系，应与普通教育平行，其中不仅包括中职、高职，也应该纳入本科乃至研究生；此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如果办得好，也可以升为本科，但应当控制在合适的比例。”
职业教育担当重任仍待重新认知
尽管国家明确了重视发展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但当前社会上固有对职业教育评价较低的认知无形中成了一大阻碍。
在吴遵民看来，全社会应该重新审视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要认清职业教育的定位。“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将职业教育视为乞丐教育、讨饭教育的偏激看法必须得以扭转，否则，即便是改革明确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激和鄙视也将存在。”吴遵民说。
对此，彭刚表示，想要扭转社会上的扭曲认知，还需要整个社会思潮和政府政策加以左右，比如，从舆论引导上加强正面引导；让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真正受到尊重，也必须在福利水平上给予适当提高。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尊重市场的作用，职业教育的改革也是对市场的进一步顺应。”彭刚认为，确保高校主动投身转型职业教育，以及社会形成新的正确认知，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对于高校。彭刚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应该鼓励符合转型发展职业教育条件的高校转型，通过政策扶持、教育经费拨付以及师资的福利薪酬等方面予以促进，与此同时，还应强化校企合作，让职业化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与企业实现对接，最大限度地让这些人才学有所用。
对于社会。在彭刚看来，这需要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对职业人才的重新认知以及薪酬提升等良性循环，这样才能逐步让转型成功，“这是长期的过程，在我国，现在的教育受到严重的传统观念影响，关键在于，必须加以引导才能促使市场提升职业人才的福利水平。”
职业教育或带来“牵一发动全身”效果
近年来，伴随高校一味地追求不断升格以及生源扩招，“非名校不上”的理念造成的传导效应已然波及中小学教育，这也让高考这本就承载“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意味的高等教育招录方式显得越发不合时宜，虽然教育部门千方百计破除一考定终身的尴尬，但效果仍然不尽人意。
而找寻破题之策更是教育届的一致目标。吴遵民认为，促进部分高校转向职业教育，无疑是牵住了教育改革牛鼻子，也势必带来“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
吴遵民重申，现阶段，将一部分大学转向发展成职业类大学是十分必要的，这并不是对高等教育的贬低，而是重新回归理性定位。“这意味着，未来我国职业教育除原本的高职、高专等，还将增加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类型。”吴遵民强调，一部分大学重新定位于职业类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吴遵民表示，一旦形成定位清晰的人才培养方向，可以预见，未来的高考方式也将更趋多元化，也可一改当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和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但这需要教育部门形成配套和跟进的政策措施，比如将高考录取方式一分为二，一类是学术型的，一类是职业型的，让各类别生源能够真正学以致用成为各领域的人才，也可最大限度地节约和高效利用高校资源。”吴遵民说，不难想象，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将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质，并从此摒弃呈脱缰之势的功利化教育。
